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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澎溪河酸菜鱼

2018-11-22 04:20:33
来源: 百度新闻
编辑:百素我家酸菜鱼加盟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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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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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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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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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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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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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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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曾业英先生又栽大跟头——二评《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上一期,笔者已从时空方面证明,蔡锷绝不可能为李根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本文开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有人家里喂了两只鸡,但每天只下一个蛋。主人每天仔细观察,准备把不下蛋的那只鸡杀了吃。于是,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说:“碰到这样的傻主人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每天下两个蛋,匀给你一个吧,老公。”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后又会开怀大笑。但笑过以后请大家想一想,像故事里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严肃、严谨的科学研究中有不有呢?我说,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还有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双月刊,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第2期上发表新作《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其中,曾先生根据1916年1月28日起《贵州公报》上连载的一篇题为《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认定此文系蔡锷于“1914年1月30日”为此时“因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一书所作的序,并断言:“这说明他从这时起已看清袁世凯的‘所谓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因而对袁世凯处心积虑‘以君宪代民宪’的行径表示极大不满,并毅然放弃了之前对临时约法的一些偏见,转而肯定其为‘国家根本法,效力与宪法等’了。也说明他此前虽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某些主张表示过异议,但其维护‘共和’之心之志,其实并无不同。”

看完曾先生的“大作”之后,笔者笑了。原来专攻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不懂中华民国史,对蔡锷进京后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为了便于曾先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不妨给曾先生上一堂中华民国史的微课,内容是拙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八章第二节《京城新秀》中的有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由于国会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陷于瘫痪,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并特派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人合组政治会议机关。12月29日下午,政治会议首次正式开会,讨论袁世凯本月18日及22日提交的“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议长李经羲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两案。随后,蔡锷主持审查会,对袁世凯提交的两案进行审查,审查意见为:对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建议大总统暂停两院议员职务,由政府酌情给资回籍。议员是否回籍,政府可以不问。但暂不解散参、众两院,以存国会之名。对于“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鉴于政治会议既为政府之谘询机关,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之职责。建议于现在之谘询机关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召开大会,审查长蔡锷派顾鳌为代表,在会上作审查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仅作了些文字修改后即予通过。11日,袁世凯又发布命令,责成政治会议就建议中的造法机构名称、组织方法、议员选举方法尽快议决,并做出明确的答复。议长李经羲又指派蔡锷、孙毓筠等15人为审查员,蔡锷为审查长,负责审查造法机关之事。19日和23日,蔡锷主持审查会,议定造法机关的名称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为增修《约法》及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并指定顾鳌、朱文劭、邓榕、方枢等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次日,政治会议开第5次常会,蔡锷向大会报告了审查会审议结果,会议将蔡锷所提《约法会议组织法》草案改名为《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并对其条文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后即全案通过,送呈袁世凯。2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相信曾先生通过这堂微课,了解了袁世凯通过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达到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史实,对蔡锷进京初期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笔者再帮助曾先生进一步加深对微课内容的理解。

既然曾先生自诩手头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的“初版书”,那么就请曾先生打开此书,翻到第181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救国大计文》(详见资料之一),上面是否清楚地记载蔡锷是第一位审查袁世凯“救国大计谘询案”的审查员?再请曾先生翻到第187页的《政治会议呈复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详见资料之二),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2月29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被指令为审查员?还请曾先生翻到第203页的《政治会议呈复议决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文》(详见资料之三),上面是否又清楚地记载1914年1月19日和23日的政治会议上,蔡锷主持审查袁世凯“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情况?……最后,再请曾先生查一下你所编的《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版)第1106-1108页,上面是否有蔡锷1914年1月9日在政治会议上的《关于《〈救国大计谘询案〉和〈增修约法程序谘询案〉的审查报告》?

以上史实证明,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中,收录了政治会议审查通过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谘询案”的情况,其中就详细、清楚地记载了时任政治会议重要职务的蔡锷在其中的有关活动。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根源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就是袁世凯解散国会、设立其御用的约法会议替代国会的重要“罪证”,也就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及其重要人物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活动的重要“罪证”!

这样一来,笔者就要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和《社会科学辑刊》的主编、副主编、各位评审专家和相关编辑们了:李根源会像“傻主人”那样把收有蔡锷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罪证”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送给蔡锷审阅并向其索序吗?蔡锷也会像“傻主人”那样欣然为载有自己“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这一历史重要转折时期”参与袁世凯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活动的“罪证”的作品作序吗?梁启超的高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蔡锷会明知自己被别人卖了还去帮别人数钱吗?究竟谁像前面故事中那个连公鸡、母鸡都弄不清的“傻主人”,至此答案岂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所以,从情理上分析,蔡锷也是绝不可能为《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作序的。

由上再证,曾业英先生在炮制《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这篇“大作”时,又是不假思索(曾先生常常这样批评别人),人云亦云,连最起码的情理都没有理清,就率尔操觚,在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史上又闹出一大新的笑话!(曾先生更大的失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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